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这阙《归去来兮辞》开篇，以"带归"的迫切叩问，道出了中国文人千年来的精神困境与理想追求。公元405年，时年41岁的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正式结束了他时断时续的仕宦生涯。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更在中国文化史上刻下了深远的印记。"带归"在这里既是具体的行为指向——带着行囊归返故里，更是精神层面的彻底回归——回归本真、回归自然、回归心灵的故园。
从历史语境考察，陶渊明的"带归"选择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东晋末年，门阀制度森严，政治腐败不堪，官场中充斥着虚与委蛇的应酬和勾心斗角的竞争。出身没落士族的陶渊明，虽然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但在现实的官场中却始终感到"志意多所耻"。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直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种本性与他所处的官僚体系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的"带归"并非一时冲动。根据《宋书·隐逸传》记载，他一生曾三度出仕又三度归隐，这种反复恰恰说明了他内心的挣扎。最后一次辞官时，其妹程氏恰在武昌去世，这个家庭变故成为他决意归隐的重要契机。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写道"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可见"带归"的决定既有个性使然，也有现实因素的推动。
陶渊明"带归"后的生活并非世人想象中的全然诗意。他在《归园田居》中坦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种农耕生活的艰辛跃然纸上。家中遭遇火灾后，生活更是陷入"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窘境。然而正是这种真实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带归"选择显得更加珍贵——他不是在营造一个虚幻的田园梦，而是在现实的困顿中坚守着自己的精神追求。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带归"主题在陶渊明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等作品，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回归"叙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劳作，以及"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感悟，都成为后世文人反复吟咏的经典意象。
陶渊明的"带归"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王维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写道"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明显继承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宋代苏轼更是陶渊明的忠实追随者，他不仅遍和陶诗，更在政治失意时实践着"带归"的精神。在《赤壁赋》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感悟，与陶渊明的自然观一脉相承。
值得深思的是，陶渊明的"带归"并非消极避世。他在《桃花源记》中构建的乌托邦，实际上包含着对理想社会的积极。那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世外桃源，正是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带归"因此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个人生活的回归，也是对社会理想的追寻。
在现代社会，陶渊明的"带归"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常常感到身心分离的困惑，陶渊明"心为形役"的慨叹依然能引起强烈共鸣。他的选择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不应忽视精神的栖居；在适应社会规则的同时，需要守护内心的本真。
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带归"这个具体行为升华为一种生命哲学。他不是简单地逃离官场，而是通过回归自然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方式。这种回归不是对社会的彻底否定，而是在认识自我、坚持本真的基础上，寻求与世界的和谐共处。正如他在《形影神》中所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种超越得失、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正是"带归"思想的精髓所在。
千年过去，当我们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重温陶渊明"带归"的诗句，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智慧。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回归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心灵是否找到了栖息之所；理想的实现不需要远离尘世，而需要在现实中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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