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具有典型的“家族主义”特征。很多朝代都是权臣举家迁入外院，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自然滋生腐败。议员和外戚往往是最喜欢裙带关系的群体。一些没有接班人的宦官，比如魏忠贤，也想拉拢一批孝子、孙子，通过“家族主义”巩固自己的威权。这种情况对于普通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暴政。
其实统治者也为此头疼。为什么历代明朝皇帝都要狠抓吏治？原因是“家族主义”太泛滥。
与那些政治关系复杂的权贵官员相比，让统治阶级放心的无疑是“裸官”。在一些吏治治理较好的朝代，自郡县制开始，官员就要满足异地任职的条件，禁止家属在任职地“陪官”。“古代清官多”，虽然是现代人杜撰出来的，但也不无道理。
清代名臣谢忱被誉为“岭南三大清官”之一，他的情况非常符合“裸官”的定义。谢忱独自一人在异地当官20多年，从未带着家人一起离开。平日里，老家的亲戚想去看看，却苦于路途遥远，又缺钱，多年难成行。此外，谢忱没有雇用员工，他甚至没有一个包打听。他只雇了两个仆人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吃饭这件事上，谢忱充分解释了什么是清廉，“官厨只吃瓜菜”，食物里没有油星。
谢忱的官职不高。他是七品县令，一年“俸禄”约四十五两银子。从当时的消费水平来看，这笔钱可以养活一家三口，但要把身边的亲戚都带上，显然不现实，根本负担不起。尽管如此，当康熙皇帝召见谢忱时，他仍然没有听到他的抱怨。康熙皇帝问谢忱的工资够不够。他的回答是，他从来不觉得不够。其他官员很绝望，主要是生活太奢侈，所以工资不足。直到康熙五十七年，谢忱在担任巡抚期间病死。临终前，他将毕生“清廉银行”13420元上交国家，分文未动。
那么，像谢忱这样的裸官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还得从回避制度的起源说起。西汉时期，国家刚刚从封建制向帝制转变，所以政策上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汉武帝上台后，想着引进异地做官的制度，避免裙带关系影响政权运作。
到了东汉桓帝时，“三互法”正式颁布，这也是我国历史上之一个官员回避制度。所谓“三互关系”，就是要避免“婚房”和“两国人”。例如，在东汉时期，有一个名叫石碧的官僚储备。本来朝廷打算安排他去杨珊当太守，但他妻子的娘家恰好在杨珊，于是石碧上书朝廷要求退任，被调到平原。
像石碧这样思想觉悟高的同志，每个朝代都有。到了宋代，挑战制度越来越完善，里面的条目也更加严格。亲属的回避，职务，科举，诉讼都写进了章程。到了明清时期，挑战法已经趋于完善。当时明文规定:“凡官员的亲属在任职期间，以及与职务有关或有关系的，一律回避。"
我们知道，明朝初期的皇帝大多都很顽固，比如朱元璋和朱迪，他们对文武官员非常严格。所以明初做官要符合“南方人在北方做官，北方人在南方做官”的原则。一旦被任命为地方官，就要穿越半个中国，“千里为官”。其实这个规定并不是要求南方人去北方做官，而是北方人去南方工作。而是官员工作的地方必须满足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条件。
到了清朝，这个制度变得更加人性化。只要当地官员不是他们家乡省份的官员，这是符合规定的。但是有些官员的老家在省边上，离工作的地方很近，就钻进了空的体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后来又增加了“五百里避居”的规定，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官员工作的地方与家乡的直线距离必须超过五百里。这种回避制度是为了让官员到了岗位就找不到朋友，一个人呆着。
此外，清朝还颁布了“身在五衣，即使异地居住，仍应回避”的规定，属于“亲属回避”的范畴。时至今日，我国法律中仍有这些回避制度的影子。
与“回避制度”相匹配的，还有官僚制度。
这个制度给官员的日常生活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在《玉海》一文中，有这样的定义:“郡中之宅，谓之京中大宅。”官邸是京子在北京居住的房子。给京官准备住处是福利待遇。按照官员的级别，每个等级的官员都可以住相应规格的房子。但只有官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在任期内住在官邸。如果一个官员退休，他或她必须诚实地搬出官邸，为他或她的继任者腾出空间。
官宅制度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官宅的产权始终属于朝廷，任何官员都不能私人拥有。如果一个官员在任职期间去世，他的家人将不得不按照规定搬家。毕竟古代人的乡土观念还是挺强的。只有祠堂和祖坟所在的故居才是唯一的“家”，官邸只是一个临时住所。很多电视剧里，官到哪里，家人就跟到哪里，他可以随时随地管理社会关系。官邸主人的子女也可以享有继承权，这在历史上是不会发生的。
说起古代的回避制度，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刻薄不厚道。实际上统治者也考虑到了人性化的因素，所以在各种退出制度中也有灵活的规定。
对于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享受这种弹性规定，比如可以带几个亲戚上班。因此，回避制度对官员的限制是“有条件的限制”。
例如，雍正时期，朝廷颁布了这样一条规定:
满族官员去地方任职时可以带着未成年的儿子。但是，如果儿子成年了，就得向上级汇报。“若亲生儿子年满18岁，欲带其赴任，应呈旗臣，请旨党带之。”当然，那些随官上任的亲戚，一方面不能经商，另一方面也不能“政治联姻”。如果一个官员把儿子带到地方任职，虽然保住了官位，但儿子经商或者嫁到名门望族，这种情况肯定要受到惩罚。
宋朝对陪客的要求最严格，规定“不见客，不出中门”。也就是说，亲戚虽然可以随时指定，但要像大姑娘、小媳妇一样，在家闭门不出，禁止抛头露面。北宋时，鹤庆县有一句话叫“百姓不知知县之子”，意思是说当时有一个高官任职三年，调任时当地百姓从未见过他的儿子。
其实，“裸官”对官员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考虑到社会现实，古代的回避制度能让地方官员省心不少。历代都有类似的规定，即地方官的任期要在一定年限内，一般为两到三年。官员接到朝廷的调令，要一两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果他们带着家人一起去，会有很多不便。
此外，古代的工作调度非常频繁。在韩愈的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官员都是前途未卜的。好在我今天还是地方官，明天就要调到北京当北京官了。可惜今天还在北京准备存折，第二天就被贬到边塞了，这是常有的事。反正不管去哪里做官，最后都要退休，回到老家。还不如做个“裸官”，心安理得。
在中国古代，不仅是那些州县总督要遵守回避制度，就连巡抚也不例外。清朝时，北京有一位工部大臣陈宏谋，他的“职业生涯”相当长，有48年。在这四十八年间，他不仅担任过吏部大员和工部大员，还被派遣到十二个省份担任 *** 官员。这位事业有成、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杰出人物，曾经写过一对关于孔子的话:
“爱惜衣食，为富贵利禄；求名求利，但要问自己，不要问别人。”
这个漂泊了大半辈子的高官，是个彻头彻尾的“裸官”。在任期间，我从来没有让家人陪过我。与家庭成员的联系是通过信件进行的。
海瑞说得好，“为官不为民工具”。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官僚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你是官员，你就是人民的公仆。这种单纯的为官理念，并不是现代人的首创。今天，我们国家在整顿吏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让很多普通人欢欣鼓舞。事实上，现代清官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代的回避制度。
可见，旧社会的官僚制度也不完全是糟粕。毕竟这些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所以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精华。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官僚主义，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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