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谈谈四大发明是谁发明的。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有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说法广为流传，那就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所谓古代“四大发明”。事实上，英国人李约瑟只是在20世纪40年代总结和发明了它们。更何况李约瑟博士其实是一个研究中国科技史既不严谨也不专业的业余爱好者。所以李约瑟博士的话不可信。所谓“四大发明”，也是类似于“欺骗中国人近百年的谎言”的东西。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科技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议。但基本属于科学史研究中的学术观点之争。但当这个原本属于专业学术讨论的话题进入大众媒体，经过自媒体的一些简单化的文学处理后，重构了一个低俗的叙事逻辑来吸引流量，就变成了谣言，造成了误解。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四大发明是怎么来的。是李约瑟博士(1900-1995)发明的吗？
“四大发明是李约瑟博士在40年代发明的”这一说法的主要思路和逻辑如下:
首先，四大发明不是古代或公认的事实，而是李约瑟博士在40年代，确切地说是1943年，在蒋介石的鼓励和支持下，自己发明的，为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服务的。当时，在中国抗日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中国人的士气受到极大鼓舞，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提升，因此进入中国历史教科书，成为只有中国人所熟知的所谓“四大发明”。
其次，李约瑟博士是科学家，但他不是专业的汉学家或历史学家。他既没有接受过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也没有接受过汉学的正规教育和训练。据他妻子说，他学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史，只是出于兴趣才涉猎。而且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技史的过度政治化解读有些武断，不够严谨，不符合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所以西方评价普遍不高。只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推崇和肯定，才在中国获得了声誉和影响力。简单来说，李约瑟博士既不专业也不严谨。所以李约瑟的话不能信，相信李约瑟的话其实是自欺欺人。
那么，这种说法和对李约瑟博士的批评是否属实呢？
先说之一个问题。“四大发明”是李约瑟博士发明的吗？简单:没有。
所谓“四大发明”，就是从“三大发明”的说法演变而来的。“三大发明”的最早提法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数学家卡丹(杰罗姆·坎丹，1501-1576)提出的。他说，“磁罗盘、印刷术、火药是三大发明，是“整个古代没有一项发明能与它们相提并论”。
到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在其著作《新工具论》中接受了这一说法，并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很清楚，有三项发明，古人不知道，最近才发现，但其起源仍然模糊不清，那就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项发明改变了全世界事物的方方面面和情况。”
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也接受了所谓的“三大发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草案)中说，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建立了殖民地，印刷术成为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它已经成为科学复兴的手段，成为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有力的杠杆。
这说明到19世纪中叶，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世界三大发明，并且得到了培根、马克思这样公认的大思想家的认可。然而，无论是卡丹、培根还是马克思，当时都没有把“三大发明”与中国联系起来。更有甚者，不清楚培根起源于何处。
真正认为这三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发明的，其实是19世纪下半叶来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
1838年，英国伦敦协会的牧师沃尔特·亨利·麦都思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它的现状和前景》的书。梅多斯是之一位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也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著名的汉学家。林则徐组织翻译编辑外国人有关中国的文章时，他的文章被收入《澳门新闻纸汇编》。他也是之一个提出派遣有医术的牧师到中国传教的人，传教工作与医疗实践相结合有利于传教工作。
梅多斯在《中国现状与传教展望》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发明。
其实在他的书中，他在列举中华文明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火药。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把这四项发明放在一起单独强调。他当时还采用了“医学、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将“造纸、瓷器、丝绸、漆器、中药”并称为“中华文明与智慧”。
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和造纸术四大发明首次由在英国伦敦传教的汉学家岳福生·塞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188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宗教》的书。在比较中日文明时，他说:日本没有什么非凡的发明和发现可以夸耀，比如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这应该是四大发明并列的最早出现。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四大发明”，是从英文“四大发明”翻译过来的。是美国学者T.F .卡特首先创造了“四大发明”这个术语。1925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方传播》的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首次明确提出了“四大发明”的标题。他说，文艺复兴初期中国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使普及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使用消灭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军制度。指南针导致了美洲的发现，使整个世界取代了欧洲的一个角落，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大发明和其他发明大多起源于中国。
美国学者卡特发明的所谓“四大发明”，应该是受到了英国记者弗雷德里克·亨利·鲍尔弗的启发。贝尔福，他的名字叫弗里德里希·亨利·贝尔福，于1870年来到中国。他曾担任《杨桦同文》、《林子报》、《晚报》等多家中国英文媒体的总编辑和总编辑。1876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远东流浪儿》的书。在这本书中，贝尔福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科技，将其视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并提出了“四大有价值的发现”这句话，在英文中就是四大有价值的发现。这应该就是卡特后来所说的四大发明，也就是所谓的“四大发明”的开始。
中国学者正是通过卡特的著作了解到所谓的四大发明，并将其引入中国。1933年，陈先生的教科书《陈中学史》完全接受了卡特的说法，并将其写入中国中学教科书。
李约瑟博士在1937年认识了卢桂珍，并在卢桂珍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我之一次来中国是在1943年。
负责中英科技合作项目。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一卷于1954年出版。也就是说，李约瑟至少在1937年以后才开始学习中文，1943年以后才正式开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写作。也就是说，当中国中学生都知道四大发明的时候，李约瑟还没有开始学中文，更不用说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了。他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认识和认知，只能是以前西方学者的著作。他怎么可能自己发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先说第二个问题，即应该如何看待李约瑟及其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客观地说，李约瑟博士不是专业的汉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生物化学家。他既没有接受过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也没有接受过汉学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他的妻子卢桂珍(lu gwei-djen)说，他只是出于兴趣才涉足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谦虚也是事实。
因此，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李约瑟博士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李约瑟博士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英国科学家。而且他的书名本来是英文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也就是说李约瑟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但他至少试图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保持一份关怀。现在国内普遍使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该书的内容，也不是李约瑟博士的全部目的。所以，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不完全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科技史”，因为他本来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科学文明史”。
所以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或看法，对他的赞同或批评都要在学术论证的前提下进行。简单来说，对李约瑟博士对科技发展不严谨、不规范解读的批评，要符合学术批评的规范，也就是说，不能用不严谨的方式去批评李约瑟博士不严谨的研究，因为那样会超出学术批评的范围，不但不能正本清源，反而会带来新的误解和谣言。比如1942年蒋介石在重庆会见李约瑟博士，鼓励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次年，李约瑟发明了所谓的“四大发明”，成为抗战宣传提振民心的一剂强心针。
事实上，李约瑟自1942年以来一直是中英科学合作项目的负责人。但他是1943年2月底来中国的，蒋介石不可能在1942年接见他。如果你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方式批评李约瑟博士的研究，那不仅是学术批评，更是极具破坏性的恶意攻击。
另外，至于四大发明是否发源于中国，具体发明的年代如何认定，是从中国传到西方，还是不同地区的独立发明，如何评价和认定四大发明……这些都属于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范畴，与民族感情和政治宣传无关。因为涉及太多专业细节，这里就不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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