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就是用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注重整体的统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整体思维从整体性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作用，探索天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达到天、地、人与我(心)的和谐统一，即讲究“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和中医中都非常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已经萌芽。在《周易》中，“推天理人”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是揭示人、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合理地指导人的行动。

《易经》说，人与天地“相合，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性之分”)；所以人要遵循天地之道。“成人之人，与天地和谐，与日月和谐，与四季和谐，与鬼神和谐”；这样，我们就可以“生于天道，而受后天之福”(干一文言文)。“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而《易经》无疑在这一命题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东周以来的道家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不仅合理地继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合一，认为“天地万物与我而生，万物相象”(《列子·傅说》)，“天地与我而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同源论)。董仲舒对天人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天人合一由同类”(《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人本来是一体的，所以“天人合一当合”(《春秋繁露名深考》)。

到了宋代，张载正式提出“天人合一”作为专有名词。“儒生因其知而诚，因其诚，因天人合一而圣。无始不留人，易经所谓“无遗不流不溢”(《正孟甘枝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孟感成》中提出了“民本合一”的宝贵思想，为德性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解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将这种整体思维理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医理论将人体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认为人体内部的组成成分和元素不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而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且“人与天地，与日月相关”(《论枢灵·露之年》)，所以人的养生要顺应天地之道，日月之行。

中医在临床治疗上，反对单纯的“治个头痛医头，治个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观、综合诊断、辨证施治，即《阴阳相似大论》中所说的“治未病必从精”。再者，中医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即人体-自然-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或世界观，更是一种伦理观(生态伦理)，代表一种人生追求和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为特征的整体思维理念和思维方法，对于维护人类生态平衡、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辩证思维

中国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两个方面。一切对立的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转化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对立、趋于统一的。这些都是符合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其中，普遍联系、对立统一的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中国古代的这种辩证思维，在东周以后的古籍中随处可见，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中伦，十二人伦，大智论，佛教的百家学说等。贯穿各学派的阴阳学说，有融合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倾向。正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所说，“一切学说，必以阴阳[明]之义为根据”。

老子的辩证思想是复杂而系统的。老子说的是“有无，难相补，长短矮化，高低倾斜，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系，祸兮福之所系”(《老子》第五十八章)，“叛逆者之所为，弱者之道”(《老子》第四十章)。老子说“折之树生于终，九层台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符合质的互变规律。

唐、魏、晋、宋时期，以程、李融为代表的道家玄学学派吸收了佛教三家和天台宗的思想来阐发老子的思想，发展了道家学说，使之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程对《老子》之一章“玄之又玄”的疏解说，“有欲者，只能留在那里；没有欲望的人陷在虚无中。所以，说一个玄，送双板。我害怕行尸，陷在这个谜团里。不如谈谈过去和未来。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既不停滞也不停滞。强调玄学之学，是道家的经典说法，因为它“玄妙而神秘”(《道德经·艺疏上》)。

《周易》中的“八卦”和两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的理论，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来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周易》经上说“无平无恶无往”(1993年《周易·太》碑文)，强调平与恶、去与回的对立统一。

郭沫若(1892~1978)高度评价《周易》的辩证思维。“《易经》的出发点本来就是辩证的观点。”从《易经》的纯粹思想来看，它强调变化，彻底采用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这确实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祖词》中的“一阴一阳即道”不仅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也是贯穿历史的千古绝唱。朱伯昆(1923~2007)高度评价“一阴一阳为道”这一命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先秦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

儒家提倡的中庸也是典型的辩证思维。《礼记》说“君子有中庸之道，小人反中庸之道。君子中庸，君子之时”，并说“执其两端，用其为民”(《执其两端》)。所谓“正中时”，就是“随时正中”；所谓“在用”，就是“量取中，然后用之”。总之，“中”的确切含义就是孔子说的:“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无所不能”(《论语》)。“中庸的基本思想是统一对立”“这也是真正朋友的 *** 素质和辩证法的优秀资源”。

先秦以后的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继承和发扬了辩证思想，如张载1020年至1077年的“一物二体”、程颢1032年至1085年的“极必复返”、朱1130年至1200年的“一理一异”等。王夫之(1619~1692年)继承和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即“一体而立，故二用”，“除非有一，否则无二”(张子正注《太和》)；

而且，互相尊重对待的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完全分析过的，会互相尊重对待的？寻天地，无此事；没有什么都要求的。.......金是液，水是冻，是固，刚而柔体无杯(《易经·卦传》)。

《孙子兵法》说“日月之奇”、“四季……”“五音”、“五色”、“五味”，无不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义。”凡战必以奇正而胜”，而“战局只有奇正，不可能败穷”。

后来，李的《问权》补充了“奇与正之变”的内容，阐明了奇与正、虚与真的辩证关系。“奇怪和正确导致敌人的虚假和真实。其实我会正面应对敌人，但是敌人弱的时候我会很惊讶。如果你不知道真相，尽管你知道敌人的真相或谎言，你可以安全地做到这一点”(在李的问答)。

战国末期，韩非用“矛盾”的故事来描述和概括对立统一的规律(详见《韩非子·难局·难局》)，阐释“坚不可摧的盾和无敌的矛不能立于同一世界”的道理，以此来反映事物本身的矛盾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当然，韩非的矛盾论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是不容忽视的。

阴阳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为天地之道，万物之纪，变化之父母，生死之本，神明之治，治病必以此为据”(《大阴阳应象》)。《黄帝内经》虽然建立了中医的阴阳理论，但并没有对阴阳进行定义。明代游游资源网末期，张景岳(1563~1640)定义阴阳说:“道者阴阳之理。阴阳，一分为二”(《阴阳经》)。张景岳定义的“一分为二”一词“抓住了阴阳的要义”，“可谓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阴阳最一般的规定性”，“明确阐明了朴素的辩证观点”。

在中国先贤看来，虽然阴阳对立，关系紧张，但绝不是水火不容，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更有甚者，中国先贤还认为，原本对立、关系紧张的阴阳，可以相辅相成，通过动态运动达到“和”的和谐状态，证明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和谐统一，而不是“斗争和混乱”。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标，强调中庸哲学的“不偏不倚”学说，主张矛盾的和谐统一，不太重视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和斗争，尤其不主张矛盾对立面之间的不相容和你死我活。这种思想的好处是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容易导致思维封闭保守，阻碍新生事物。

直觉思维

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直觉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想和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亨利·伯格森(1859~1941)和贝-内代托·克罗齐(1886~1952)。

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同时贬低理性，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理性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性必须依靠直觉才有意义(克罗齐)，所以哲学应该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这种思维的特点是不需要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要分析外部事物，不需要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神秘的意识、灵感、经验和感知，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作为中国逻辑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经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启蒙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和理论，体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悠游资源网的勾践、韩非等人的著作中。

道家最早提出并最早使用直觉思维。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世界的本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是唯一的终极，但“道”是看不见的，无名的，不能用名言或概念来认识。只能靠直觉或经验去感受或认知，是为了“悟道”和“体现道”。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重要代表，主张“心斋”、“坐忘”。所谓“戒心”，就是在排除了一切知识之后，能够保持自己的心静(“戒心也是为了空者”)，从而全面地把握“道”，整体地体悟(庄子的世界)。

所谓“坐忘”，就是“出洋相，明哲保身，出道知行，同大同”(庄子大师)，即摧毁一切四肢，保持一个聪明的头脑，以达到“内不知全身，外不知世界”的目的，从而产生一种心理混乱的状态(“旷工”其实这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佛教中的“般若”其实是一种直觉思维。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也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一目了然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结合佛性本体，提出了“性即佛”、“不写……”直指人心……“看清自然”(相对于北派的“渐悟”)的“洞见佛”理论，将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致，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禅宗的“悟成佛”说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影响很大。

儒家也非常重视直觉思维。先秦时期，孔子说“知于心”(《论语》)，孟子说“有良知、有智、知天”，“良知、善能”(《孟子·尽心》)都带有明显的直觉思维特征。

宋明时期，朱成的《学而时习之》(书院篇)，王陆的《从我心求理》(列传)等等，都是直觉思维的体现。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的良知，他所说的良知，是一种不学无术的良好能力，今天我们称之为直觉”，“这种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说的仁”。

贺麟(1902~1992)进一步指出，“王陆的所谓知识或良知，朱成的所谓对事物的无知，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内省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观法注重对物理性质的外在认识，研究得很差”。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能有效突破认知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展提供灵活的想象力空，对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即使是侧重于论证的自然科学，直觉思维也有它的一席之地。

比如玛丽·居里(1867~1934)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不乏“大胆的直觉”。科学历史学家乔治·萨顿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物理的和直觉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 ~ 2009)也明确表示，“单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不能创造和突破的；要创造突破，你必须有灵感”。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热情地预言“如果我们更加重视直觉或大胆的想象，作为抽象的必然趋势的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复兴是可以再次期待的”。

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中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需要逻辑论证就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无逻辑性的特点。虽然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无法替代的优点和特点，但同时也不得不指出，直觉思维强调灵感，忽视逻辑，强调经验，忽视思辨，强调直觉，忽视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的形式化和量化，容易导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可能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张岱年(1909~2004)曾指出，朱的“把心放在事物上，找出原因”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直觉思维，是“只有主观的神秘体验”，“只有通过科学实验，才能真正找出事物中的原因”；可惜，“中国传统缺乏现代科学实验方法”。孟渊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只有在逻辑思维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所以整体上是模糊而神秘的”。也就是说，直觉思维获得的知识也必须经过逻辑加工和整理，同时还要经过实验的检验。这样，知识的空白就可以升华为科学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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