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365《史记》全篇)
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中国之一部正史,也是中国史学的高峰。虽然在《史记》之前中国就有史书记载,但之前的著述并不属于后世公认的正史。正如内藤湖南所说,《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在此之前,过去出于各种目的的记录,即根据官员和教师需要的记录,一度成为百家争鸣的著述。然而,《史记》与以往的著作性质完全不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想到的那种历史著作。”(内藤湖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
内藤湖南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是汉初诸子百家传下来的。为了主张自己的见解,增加新的内容,最后成了今天的书。”他觉得这些著作都继承了战国遗风,《淮南子》继承了鲁《春秋》的学风,成为一部总结各种学说的书。到了汉代,人们已经感到有必要统一各种思想了:“诸子是儒家思想的统一,是《常春秋》体系的完整延续。另一部常被认为是受鲁《春秋》影响的书,即司马迁《史记》,事实上取得了突出的思想统一,统一了所有的记载。”
不管《史记》是否受到《吕氏春秋》的影响,以前的著作大都是百家争鸣的观点,很多书都在推自己的观点来压倒其他学者的观点。内藤湖南认为,社会变革出现了书卷气,但司马迁的《史记》与这些著作完全不同:“司马迁的《史记》不是一种就像为君主编纂的参考书一样的书,而是一种以继承孔子的《春秋》并以自己的天才建立文字体系为创作意图的书;所以应该说《史记》并不是那种单纯迎合时代需要的作品,而是应伟大天才司马迁的要求而诞生的。”因此,内藤湖南的结论是:“自《史记》问世以来,中国几乎没有超越它的史书。"
陈刻本《史记》卷一百三十《崇祯元年序》
这种评价可以用高大上来形容。内藤湖南明确表示,自《史记》问世以来,中国虽然产生了大量的史书,但在价值上没有一本能超越此书。因此,钱穆在《中国著名史学》中说:“《史记》是中国之一部所谓‘正史’,其次是二十四史。”因此,《史记》是中国之一部正史。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评论?钱穆接着说,“在司马迁的时代,大家只知道经学、子学、文学这些概念;没有‘史学’这个独立的概念。因此,在汉代历史上,只有《六艺》、《斋藤优子》和《辞赋》,而司马迁的《史记》是附在《六艺春秋》之后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学术分类,史学仍被纳入经学范畴,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之一部‘正史’,用了差不多两千年。”
所以在司马迁之前,中国没有正统的史学观念,以至于他的巨著《史记》出版后,编目录的人都不知道把这本书放在哪个部署里。因此,可以说司马迁是中国正史的创造者。在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中,司马迁被誉为“史学界大祖,推司马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史上之一个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翦伯赞在《中国历史大纲》中说:“中国历史自西汉以来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是这门学问的创始人。”
顾颉刚在其校勘版序中对《史记》的价值总结如下:“窃《史记》之书,‘爵燮六经异传,杂语百种’,实为我国之一次系统校勘史事,司马家自觉。后世的史家,要么自傲,要么化为规矩。支流极其拥挤,道源不在此。但书中有不少错误和疏漏,但其错误后人可正,其疏漏后人可补。它的定义是独一无二的,它也涵盖了所有的细节。它与天人相遇,贯穿古今,为史学的永恒崇拜奠定了基础。然而它有它永恒的光辉,从古至今,从未能抗拒它的耻辱,与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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