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问答(兼评几部国学目录学)
治理“国学”，必须讲门槛。张之洞说，“读书不是必须的，但读书是徒劳的”。所以他曾经写过《书目问答》“讲给初学者听”。继张的《为人师表》之后，又有很多人为“初学者”列了清单，如康有为、胡适、梁启超、、鲁迅等。，都做过国学排行榜。下面，我选择几个中国学者列出的参考书目，介绍如下:
国学「更低」书目有哪些？
胡适曾列出“国学最小书目”。据他自己说，参考书目是“胡君敦元等四人答应清华学校准备的”。都是即将出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间内获得学习民族文化的常识。所以我在拟定这个参考书目的时候，并没有设想是给国学功底扎实的人看的，只是给想要一点系统国学知识的普通年轻人看的。”冷笑着云:“我看胡适的国学书目，题目是‘最小’。且所列书籍广博无限”，“若知概列诸门，自孔伷之后未见其人”(见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白话本，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497页)。
梁启超对胡适之《国学最小目录学》的评论指出，胡适的目录学在优秀资源网上犯了三个缺陷:“一是无视客观事实，只凭自己的主观作为立足点”；“第二个错误是混淆了应该读的书和应该准备的书。因此，它不是个人的更低阅读量，而是私人和公共机构的小型图书馆的更低阅读量”；第三，“我最奇怪的是:为什么胡君拒绝所有的历史书？胡适如此自吹自擂，我们不得不去寻找他的缺点。”梁启超批评胡适。但在他自己的《国学概论》及其阅读方法中，列举的不下100条。真可谓“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他大概觉得对自己来说不现实，所以“今天我们就拟定一个真正的更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这个参考书目可能勉强称得上“真正的最小值”。
钱穆书目:助你理解中国文化精神。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设立了“钱宾司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作为之一个发言人，钱本人也感到民族传统精神日渐式微，并在发言中提出了“所有中国人必读之书”的书目。它只包括七本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坛经》、《金石录》、《陆川》。这七本书虽然短小精悍，但却真正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钱穆没有列出《诗经》、《楚辞》这样的文学文本，也没有列出《史记》、《汉书》这样的历史文本。我觉得不仅仅是出于篇幅的考虑，更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欣赏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思想或者哲学著作，应该是直接的、集中的。
钱穆甚至没有列出《周易》或《易经》这样的经典，号称“五经之首”。这真是明智之举。无论如何，它们都不是“中国人人必读的书”。在钱列举的七本书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前一千年的文化精神，《坛经》、《金石录》、《篆录》则代表了后一千年。整个书目，尤其是最后三本书，代表陈寅恪云:“从顾子晋到现在，中国的思想可以用儒释道来代表。这虽是通俗之谈，但若以现世人情来核对旧史事实，则三教之说应是不可逆之说”(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评论报告》卷二，《金铭馆手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1页)。其中，《论语》、《孟子》代表儒家，《老子》、《庄子》代表道家或道教，《坛经》代表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的禅宗新派，《金》代表新儒家或新儒家，《传》代表新儒家。这样就全面包容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因此，可以说，钱穆的书目，是一般想了解“国学”或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所列的书目。
黄侃目录学:中国文化的起源与读经顺序
黄侃在列举书目时，说:“十三经注，大礼，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经，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书籍，30岁之前一定要看完，收获会像做贼一样。坚持下去，七八年就能毕业。”黄侃的这个书目，在有些人看来很正统。但平心而论，就所谓的“国学”而言，陈艳所谓的“经史之外”大体可信。无论所谓文史哲的内容如何，就自然科学而言，其史料大多保存在历代的“正史”中，如“法历”“天文记录”等。“经史”和“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如果不把它们说清楚，所谓国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黄侃的优优资源网书目注释强调“史静小学”，不浪费分科藏书，可见其重视根本，立论全面。
黄侃还谈到了读经的顺序:“第二遍读经，先读诗，后读礼记。读《诗经》疏，一可名为训诂，二可名为语法(比读马史《文通》高一百倍)。《礼记》问世后，对《左传》、《尚书》、《李周》和进行了通盘考察，其中以顾、龚最为重要，而《易》则最为重要。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要常读，注解精彩，经文一词不容错过。”除了对《周易正义》的评价可能存在争议之外，论证还是相当站得住脚的，而且在经典中，皮席瑞和张舜徽在强调石矛正义和李记正义的立场上大体一致。都是“深学经典”的人，观点应该是可信的，所以也值得关注。
黄侃的参考书目可谓是真正有兴趣研究“国学”的人的指南。
曾国藩的书目:立志成为专家的人的任务。
曾云:“六经外有七书，可学其一。若七者皆通，则钟由气闻，不数而见”(原文未见，据吴汝纶致严复书，详见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14页)。
据吴汝纶云:“七家之中，史记、汉书、庄子、高丽、文选、说文、通鉴也。”曾国藩在家书中也说:“史记和汉书是史学之权；《庄子》，所有哲学家的华英《说文》，晋亮还在上小学《文选》，词源章句。限于历史和汉代的时代，恐怕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还没有完整，所以通鉴被广泛使用。”《文选》有很多悖论，怕真气或变瘦，所以受韩文启发。”曾所谓“学”，就是“学成家”。根据“通一物之学即学”的观点，钱钟书有一段话可以引为参考:“字章之学，堪比易经之学，诗经之学等。，或学《说文解字》，而唯玄。几千年来，情侣坐在一起，不想参与。‘千人注杜’，‘五百人注韩、刘、苏’，却没有、之类的名字。据考证，《郑学友友资源网》、《薛竹》都是郑玄、朱一辈的著作和学说，而不只是一本书(《关竹编·全良文》卷十九)。钱的论述主要是从文学或“辞章”的角度出发，与曾有所不同。但从两人都持简单胜于复杂的观点来看，他们都主张“一本书就是‘学’”，但他们又有一些相似之处。六经之外是否只有七本，其中一本能不能学会，这是事实，但其中一本能不能学会，这是事实。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曾国藩的书目是给立志做“汉学家”或专家的人的任务。
这三个书目条理清晰，循序渐进。研究钱所列书目，对“国学”可谓“上得厅堂”；按曾的书目，可谓“入室”；一步步研读黄所列书目，或许可以说，“国学”是介于“进课堂”与“进家”之间的。(王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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