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卢纶的《塞下曲》虽未直言偷车，但“轻骑”二字暗合古代战车被盗的意象。在古典文献中，车马盗窃的记载可追溯至《周礼·秋官》的“司险”职守条文，而《史记·酷吏列传》更记载过汉代长安城“夜窃辎车百乘”的集团作案。
唐代盗车现象尤甚，白居易《卖炭翁》中“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的描写，实为官府强夺民车的艺术写照。杜甫《兵车行》里“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场面，背后隐藏着“千村万落生荆杞”的车辆征调之痛。至若李白《蜀道难》中“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的艰险旅途，正折射出当时驿道车驾常遭劫掠的社会现实。
宋代都市繁荣催生新型盗车术，《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有专盗“太平车”的“车贼帮”。苏轼在《鬼车》诗中“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雠”的鬼车意象，暗喻着夜间盗车集团的猖獗。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盗马犹容扪虱话，射雕故故发云平”的典故，实则借古喻今反映当时车马盗窃的司法困境。
元杂剧《窦娥冤》第三折“刽子手抢车”场景，生动展现刑场车辆被劫的戏剧冲突。明代《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章节，更是将盗车艺术推向文学巅峰——吴用等人伪装成贩枣客商，用蒙汗药智取梁中书献给蔡京的十车金银，这个经典桥段后来被冯梦龙收录在《警世通言》中加以润色。
清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车夫》篇记载妖狐幻化盗车的奇闻，而袁枚《子不语》中“偷车贼幻术”故事，则描写盗贼用纸人纸马偷走官车的志怪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律法对盗车惩处极严，《唐律疏议》规定“盗官车舆者流三千里”，《大明律》更将盗取驿道传车列为“斩刑”重罪。
这些散落在诗词歌赋、笔记小说中的盗车记载，共同构成中国古代交通工具安全史的独特篇章。从《诗经·小雅》中“戎车既驾，四牡业业”的庄严，到清代《履园丛话》记载的“飞车大盗”传说，车辆盗窃现象始终与交通运输发展如影随形。这些文学化的盗窃描写，既反映古代社会治安的薄弱环节，也折射出民众对财产安全的深层焦虑，成为研究古代社会史的重要文学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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