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韩愈首先列举大量历史典故，证明避讳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的矛盾性。他引用周公、孔子作诗不避文王、武王之讳的史实，指出"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的荒谬之处。更以"治武帝讳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等实例，揭露当时避讳标准的不统一。
最精彩的当属文中层层递进的诘问："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一连串排比反问如惊雷贯耳，将避讳制度的荒谬性暴露无遗。韩愈进一步指出，若严格遵循这种音讳，"讳吕尚之名为姜子牙，则太公不为师；讳周公之名为姬旦，则文王不为父"，整个礼法体系都将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李贺个人争取权益，更在于对唐代社会僵化礼制的深刻批判。韩愈以儒家经典为武器，用"二名不偏讳""不讳嫌名"等《礼记》原文，巧妙地用儒家经典反驳世俗陋规。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辩艺术，展现了他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思辨能力。
从文学角度看，《讳辩》充分体现了韩愈散文"气盛言宜"的特点。全文气势恢宏，逻辑严密，既有经典考据的严谨，又有现实关怀的温度。文中"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等句式回环往复，形成强烈的节奏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的排比，更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这篇作品也反映了唐代士人阶层的思想解放。在科举制度日益重要的中唐时期，韩愈敢于挑战阻碍人才选拔的陈规陋习，体现了他"不拘于时"的革新精神。这种敢于质疑权威、追求真理的态度，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在《讳辩》中便可窥见其革新文风与思想的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愈极力为李贺辩护，但最终未能改变现实。李贺终生未能参加进士考试，这个悲剧更凸显了《讳辩》的珍贵价值。它不仅是文学史上的经典，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坚持真理、捍卫正义的精神写照。文中那些振聋发聩的诘问，穿越千年时光，至今仍能引发我们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深刻反思。
讳辩诗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名篇《讳辩》。这篇气势磅礴的雄文创作于元和年间，当时年轻才俊李贺因父亲名"晋肃"的"晋"与进士科考的"进"同音，被世俗礼法剥夺了参加科举的资格。韩愈闻讯愤然提笔，以犀利的逻辑和磅礴的气势为这位后学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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