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李白的《咏苎萝山》用十四字写尽了西施穿越时空的美丽。这位生于苎萝山下的浣纱女，因其倾国之貌被范蠡发现，从此走入越王勾殿的政治棋局，最终成为吴越争霸中一枚惊艳的棋子。在两千多年的文化长河中，西施的形象被无数诗人反复吟咏，逐渐凝练成中华美学中"沉鱼落雁"的典范。
唐代诗人王维在《西施咏》中写道："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开篇即点明西施注定不会久居微贱的命运。全诗通过"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的强烈对比，既展现了西施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也暗含对以色事人的隐忧。更妙的是"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的结句，以昔日女伴的视角，折射出命运的无常与世事的沧桑。
宋代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虽未直写西施，却创造性地将西湖比作佳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个精妙的比喻让西湖与西施相互成就，既赋予西湖人格化的美感，也使西施的形象更加灵动鲜活。从此，"西子湖"成为西湖的雅称，而西施的美也因这个比喻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明代唐寅的《题西施》则另辟蹊径："吴王沉醉姑苏台，一夜西施歌舞来。"画家出身的他才情纵横，用"沉香亭北倚阑干"的细节，勾勒出吴宫夜宴的奢靡场景。诗中"馆娃宫中金作屋，浣纱溪上花如簇"的铺陈，既展现西施得宠的盛况，也暗伏着"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的悲剧预兆。
清代袁枚在《西施》一诗中直指本质："吴宫空自忆儿家，一舸鸥夷竟不还。"用"鸥夷"这个范蠡的别号，巧妙串联起西施与范蠡的爱情传说。诗中"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的意象尤为精妙，将溪水声化作历史的叹息，暗示美人在政治博弈中的无奈处境。
在这些诗词中，西施的形象经历了从历史人物到文化符号的升华。早期的《吴越春秋》记载她"三年学服而容态甚丽"，尚停留在外貌描写；到唐代，诗人开始赋予她更多情感内涵；宋明以降，西施更成为文人寄托理想与感慨的载体。这种演变恰恰印证了中国古典诗词"以美人喻君子"的传统——表面写佳人之美，实则抒士人之怀。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代的诗人对西施的评价也折射出各自的价值观。李白笔下"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着重其功绩，罗隐却直言"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为红颜祸水论翻案。这些迥异的视角，使西施形象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既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又是身不由己的棋子，更是智慧与勇气并存的传奇女性。
当我们重读这些描写西施的诗词，会发现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审美体系。西施不再只是历史上的具体人物，而是化作了中华文化中关于美、关于命运、关于家国情怀的永恒象征。那些"沉鱼"的传说、"捧心"的典故、"泛舟"的结局，经过历代文人的艺术加工，最终凝结成民族文化记忆中最璀璨的明珠。
时至今日，当我们漫步西子湖畔，吟诵"水光潋滟晴方好"时，依然能感受到西施与西湖相映生辉的永恒魅力。这些描写西施的诗句，不仅记录了一位绝代佳人的传奇，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与人文精神，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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