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首流传千古的《归去来兮辞》开篇，道尽了陶渊明辞官归隐时的心境。公元405年秋，时任彭泽令的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毅然辞官，这首辞赋便是在他结束十三年仕宦生涯后所作。诗中"归去来兮"的反复咏叹，既是对官场生活的决绝告别，也是对田园生活的深情呼唤。
陶渊明的辞官并非一时冲动。他出身没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外祖父孟嘉是当代名士。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便怀有"大济苍生"的抱负。二十九岁初入仕途，先后担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等职，但每次任职时间都不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门阀制度森严，寒门子弟难有作为；另一方面是他刚直不阿的性格与官场的虚伪逢迎格格不入。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表达了对过往仕途生活的反思。他将官场比作"迷途"，认为过去的十三年是"心为形役"——心灵被形体所奴役。这种深刻的自省，展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特有的精神觉醒。辞官对他而言不是失败，而是新生的开始。
归隐后的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里的"三十年"是约数，实指他自少年时期便开始的求仕历程。他将官场比作"尘网"，形象地揭示了仕途对人性的束缚。而在田园生活中，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充实，都是他心灵获得自由的真实写照。
陶渊明的辞官诗句之所以能引起后世如此强烈的共鸣，在于它们触及了中国文人永恒的精神追求——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抉择。唐代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宋代苏轼在《赤壁赋》中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都可以看到陶渊明精神的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的归隐并非完全避世。在《桃花源记》中，他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矛盾心理，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他们既渴望实现政治理想，又难以忍受官场的污浊；既向往田园的宁静，又无法完全割舍济世情怀。
陶渊明的辞官诗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文人多在仕途受挫时从他的诗文中寻求精神慰藉。王维在辋川别业中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白居易在《中隐》诗中提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的折中之道，都是对陶渊明隐逸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文学角度看，陶渊明的辞官诗句开创了中国田园诗的传统。他用质朴的语言描绘田园风光，用真挚的情感抒发隐逸情怀，为后世树立了崇高的审美典范。苏轼评价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准确地道出了陶诗外朴内华的艺术特色。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陶渊明的辞官诗句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们提醒我们：在追逐功名利禄的同时，不要忘记守护内心的宁静；在适应社会规则的同时，不要丧失自我的本真。或许我们不必像陶渊明那样彻底归隐，但可以学习他在纷扰世界中保持精神独立的态度。
陶渊明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诗意地栖居"。他的辞官不是逃避，而是选择；他的归隐不是消极，而是超越。在《归去来兮辞》的结尾，他写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种顺应自然、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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