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最为人熟知的事迹莫过于其父兄被楚平王杀害后，他忍辱负重，逃至吴国，助吴王阖闾伐楚，最终攻破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这一复仇行动，不仅体现了伍子胥极强的个人意志，也反映了他对家族荣誉的坚守。后世诗人常借此抒发对正义与复仇的思考，如唐代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中写道：“伍员逃吴鞭楚墓，申包胥哭秦庭师。”这两句诗简洁而深刻地概括了伍子胥的复仇与申包胥的救国，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个人情感与国家大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伍子胥的诗句或言论，虽直接记载较少，但《吴越春秋》等古籍中保留了一些他的谏言和悲歌。在劝谏吴王夫差时，伍子胥曾言：“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这句话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句，却富含哲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后世文人常将此类言论融入诗词创作中，借以表达对忠诚与智慧的赞美。如宋代诗人陆游在《书愤》中引用伍子胥的典故：“伍员孤忠终见弃，越王尝胆竟吞吴。”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自身境遇的隐喻，展现了诗人对忠诚被弃的悲愤。
伍子胥的悲剧结局——被吴王夫差赐死，尸体被装入皮袋投入江中——更是成为后世文学中哀叹忠臣命运的经典意象。唐代诗人李白在《行路难》中写道：“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将伍子胥与屈原并列，强调忠臣往往不得善终的历史宿命。这种意象不仅传递出个人命运的悲凉，也引发了对权力、忠诚与道德关系的深层思考。伍子胥的诗句或精神，通过这些文学作品的传承，得以在文化长河中生生不息。
伍子胥的形象还常常与江南水乡的文化景观相结合。传说中，伍子胥死后化为潮神，掌管钱塘江潮，这一神话元素被后人融入诗词，如宋代诗人苏轼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中写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这里虽未直接提及伍子胥，但借吴王夫差的典故，间接呼应了伍子胥的历史影响。这种文化融合，使得伍子胥的诗句或精神不再局限于历史书本，而是成为民间信仰与文学创作的一部分。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伍子胥的诗句及其相关典故，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家国一体、忠孝两全的价值观。他的复仇行动虽带有个人的血腥色彩，但本质上是对家族荣誉的维护，这与儒家强调的“孝”道相契合。他对吴国的忠诚，直至被冤杀仍不改其志，又体现了“忠”的精神。这种复杂的道德景观，使得伍子胥成为后世文人人性、伦理与历史命运的重要符号。
在当代，伍子胥的诗句与故事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忠诚、智慧与个人命运的主题依然引发共鸣。通过回顾伍子胥的历史，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古人的情感世界，还能从中汲取关于坚持与牺牲的智慧。伍子胥虽少有诗句传世，但他的精神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交织，永远激励着后人思考家国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伍子胥诗句虽鲜少传世，但其人其志却深深烙印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卷中。作为春秋时期吴国的重要谋臣，伍子胥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悲剧命运，他的忠诚、智慧与最终的悲惨结局，成为后世诗人吟咏不尽的题材。从《史记》到《吴越春秋》，伍子胥的形象被反复描绘，而他的诗句或言论，虽直接留存极少，却通过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转述，传递出深沉的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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